法律在赋予平台法律地位与资格的同时规定了大量法律义务，如《食品安全法》第62条为平台设定了实名登记、审查商家许可证、及时违法行为制止、报告违法行为、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五项义务，将很多传统上由政府负担的监管义务转嫁给平台，并为其设置了严苛罚则。

《宪法》序言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初级阶段的宪法规范意义就是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发展的不充分、落后与不平衡。从比较法的视角看，将风险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使用的典型是1971年德国的一项环境保护政策。

由此，风险具有自然和人为的双重来源。（3）通过学习保持反思性。其在宪法教义学上包括四个构成要件：第一，客观要件：实现。例如，建立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上的信息披露固然是一种影响市场主体行为选择的重要手段，但信息披露也有可能导致相关主体隐私、名誉等人格权的损害，从而需要更加谨慎合理地进行利益衡量，确定一个信息披露范围与程度的最佳方案。它要求被控制对象明确做出特定技术动作或举措，如法律规定对有证据表明可能存在危害的食品，生产者经营者必须做出及时召回或下架的行动。

从表面看，虽然上述三类手段都没有对基本权利主体产生直接强制的效果，但是如果现代国家通过信息、价格、数据等要素来广泛影响市场，那么就有可能通过改变特定市场主体的外部约束条件来间接改变其行为和心理状态，市场主体（包括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自由意志也就有被监管机构实质支配的可能。风险则是危险嫌疑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它与危险的区别并非仅客观概率上的差异，风险意味着某个行为的后果向遥远的未来延伸，是系统与环境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很难用单一、线性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因此更多是主观判断与综合分析的结果。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公民并非必须发动诉权，但可以选择发动的方式和时机。[1]所谓息诉罢访，顾名思义就是放弃使用诉讼和信访的权利救济手段。[61]这就导致，如果驳回起诉意味着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那么在立案阶段法院同样能以不予立案应对诉权抛弃后再行起诉的诉权滥用行为。然而，纯粹从裁判结果上来看，所有案例却均以驳回诉讼请求、实体性驳回国家赔偿申请告终。

[23] (三)比较与小结 显然，颇具针对性的分歧在于诉权可得抛弃与诉权不受妨碍两种裁判思路之间。并非所有抛弃诉权后再行起诉的行为都构成诉权滥用，滥用诉权的认定容易侵害当事人的诉权并妨碍其行使，故而其成立要件应十分严格，其认定应十分谨慎。

典型的便是原告的损害通过协议履行实际已获填补。因为既然涉及息诉承诺，必然是行政机关给予相对人一定的金钱利益等，事前往往存在一个引起相对人实际权益损失的行政行为——可能是合法行政行为，也可能是违法行政行为。[28]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归纳，对于基本权利是否可得抛弃的问题可从两个角度加以辨别：若从主观公权利的角度来看，由于基本权利放弃本身就是一种自由权行使的样态，因此可被允许，例如放弃财产权、秘密通讯权等。[34]参见林剑锋：新堂民诉理论的特色及解释论方法的创新，载张卫平主编：《民事程序法研究》第4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如日本学界在诉权的司法行为请求权说基础上，形成了宪法诉权说。[29]参见陈慈阳：《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86页。息诉承诺(名义上有息诉罢访承诺书、保证书、协议书等)就是这类行政诉权处分的一种表现形式。除此以外，法院据以确认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因素，还包括诉讼主体资格不具备、[15]起诉没有事实根据、[16]国家赔偿申请理由不成立[17]，乃至概括地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等情形。

[2]如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2385号行政裁定书。参见梁君瑜：我国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实质意涵与应然面向，《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90页。

这对于行政诉讼监督行政和解决纠纷两个制度功能的实现都是不利的。[31]这样的认识抹杀了诉权的公法权利属性，似乎又走了另一极端。

[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2385号行政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3045号行政裁定书。究其本质，是对诉权抛弃究竟产生程序上的阻断效果抑或实体上的抗辩效果之分歧。[10]国家赔偿程序不是诉讼程序，因此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的权利严格来说不能被称为诉权。但如果有正当理由再行起诉，比如撤回起诉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受到行政机关的威胁而撤回等，再行起诉则不在此列。[43]参见注[42]，胡芬书，第386页。[57]王贵松教授对于诉权滥用的认定同样持谨慎态度，不同的是，他将滥用诉权的认定寄托于权利保护必要性的判断之中。

[12] 2.法院回避对息诉承诺涉及诉权处分的问题作出解说，而是根据息诉罢访协议及相应的履行情况，确认当事人不满足起诉的法定条件，使得裁判理由在形式上不谈论诉权处分的情况下，客观上确认诉权处分的效力。毛雷尔认为，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复杂的因果关系和计算问题是普通法院的专长，而行政法院(迄今为止)仍然是门外汉。

需要指出，虽然诉权不能够按照当事人间的约定(合同)被剥夺，但当事人可以按照处分原则依法不行使或不完全行使诉权。参见［德］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136页。

国家赔偿申请理由不成立，也并非没有申请理由，而只是理由不足以法院支持其赔偿请求而已。[9]行文简便起见，下文涉及驳回起诉裁定时，除另有说明外，均包含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程序性驳回国家赔偿申请决定。

虽不是指导性案例，但这些裁判对下级法院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从法院直接引用最高院的判词就可见一斑。[69]尽管解决行政争议在《行政诉讼法》修订后才作为一项立法目的得以明确，但在修订前早有学者注意到行政诉讼的权力监督目的和纠纷解决目的会出现冲突，在程序的设计和制度的运用上也会遇到相当复杂的问题，分别以两者为导向的法律程序设计可能会形成矛盾，参见钱弘道、吴亮：纠纷解决与权力监督的平衡，《现代法学》2008年第5期，第3—13页。[30]除了概括地放弃诉权，或放弃的诉权所指向的事项不够明确、具体，以及通过欺诈诱骗手段达成的不起诉契约等情形之外，原则上应允许诉权的抛弃。[32]这本质上是在强调，现代国家为公民所提供的司法制度保障是建立在尊重个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基础上的，诉讼服务永远是一项法治基础设施和制度必需品，诉权是开启这项服务的钥匙。

而以诉权抛弃为由驳回起诉的裁判理由，除了补强性、宣教性的意义之外，通常难以独立发挥作用。[28]参见韩毓杰：‘基本权抛弃之一项法理分析——从耶林所著〈为法律奋斗〉一书谈起(下)，《军法专刊》1993年第12期，第22页。

如最高院认为，涉案息诉罢访保证书表明双方已就解决相关纠纷完成要约、承诺的缔约过程，应当认为在双方之间达成了专门解决纠纷的协议。有法院明确认为息诉承诺不能妨碍诉权的行使，即便息诉罢访协议本身是合法有效的。

[20] 3.基于息诉罢访协议和相应的履行情况，确认当事人的损失已获填补，诉讼请求缺乏依据，而回避对诉权处分的解说。由于合法性问题已有定论，监督行政的制度功能不发生作用，解决争议的制度功能主导下，法院真正的任务便成了努力促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得到化解。

[46]但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德日在诉讼程序的设计上，为权利保护必要性或者诉之适法性提供了两造辩论、诉权防卫的环节，对于缺乏权利保护必要性者，以判决驳回而不是裁定驳回。[52]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若采用诉权抛弃即形成程序阻断效果的主张，那么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就可能遭到规避。更有甚者，法院不仅认为原告在领取司法救助金并承诺息诉罢访后又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明显缺乏诚信，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定起诉条件，而且还措辞激烈地称其为纯属缠诉性质。作者简介：蒋成旭，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浙江大学立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65]参见注[6]，第46—47页。有的案例中，法院虽然以原告放弃诉权而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为由否定了其诉权，[48]但这一思路似有不妥——形式上来看，原告违反先前的承诺再行起诉，有协议实属不公的可能性，不应一概认定为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

由此可知，作为基本权利语境中的诉权是不可抛弃的。法院此处所谓丧失了诉的利益，是为了论证原审以不具有利害关系而驳回起诉的合理性，[14]从而迂回地在客观上否定其诉权。

[73]参见何海波：一次修法能有多少进步——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回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40页。[52]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行申176号国家赔偿裁定书，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行赔终字第12号国家赔偿判决书。